杨翔平
早在民国初年，扬州城就有了照相馆，如梁墨生创办的映月轩等，但业务范围基本局限于一、二寸黑白照片，假如片子再大些，或者需要着色，拍照人就得赶往南京、苏州等大城市。而中国照相馆的诞生，意味着扬州的照相业真正开始与苏南并驾齐驱。
中国照相馆创业于1942年，投资人为赵月秋，最初的营业地点位于苏唱街，这是一条靠近辕门桥的东西向小街，毗邻大名鼎鼎的扬州浴室。赵月秋原来是位奔波于国统区、沦陷区的丝绸商人，可他在贩运过程中感到日军对物资控制越来越严，以至于经常无利可图，便想改行从事不出门的生意。1941年，他听说汪伪政府不久将在清乡模范区实行良民证制度，每人须拍一张黑白免冠照片，赵月秋认为自己或许在照相上能够有所作为。
在十里洋场见过大市面的赵月秋，知晓照相这个行业科技含量很高，要想后来者居上必须引进先进技术。于是，他将自己的四个儿女全部派驻上海学习，老大赵仁杰(男)学冲洗底片，老二赵云轩(男)学财务管理，老三赵瑞华(女)学人像摄影，老四赵瑞英(女)学彩笔着色。如此分工还有着另一层含义，万一自己不在了，四个孩子谁也不能闹独立，否则，经营上就会断胳膊缺腿。赵氏兄妹没有辜负父亲的希望，各自掌握了一套本领。
中国照相馆开张不久就先声夺人，橱窗里放着一幅8寸的大照片，而扬州人过去见过的照片不超过2寸，更让人感到新奇的是，照片上的姑娘色彩鲜艳，双眸黑白分明，脸庞白里泛红，微笑中露出的一口小米牙雪白雪白，当时绝大多数人都没见过五颜六色的照片，因此，每天都有人将橱窗围得水泄不通。赵仁杰与赵瑞华也身手不凡，他们善于调动人的表情，拍出来的人像照片再也不是死板板的，而显得亲切自然，笑容可掬。赵云轩则把上海先看样片后冲洗的经营之道推到扬州，那个时代拍张照片当属人生中的一件大事，而全家福之类的合影可能更是几代人的大事，如果照片上有人眼睛闭着，或者吡牙咧嘴，便会留下终身遗憾，为了保证顾客满意，中国照相馆定下规矩，由顾客在拍后的三天之内审查样片，满意才冲洗 ，不满意则重来。
中国照相馆业务发展很快，几乎垄断了2寸以上的业务，市民中流传着“全家福，到中国”的口头禅，再加上赵云轩又专门学过攻关，称得上嘴甜腿勤，一会儿拜商会，一会儿跑政府，一会儿泡警察局，揽回了大批公务身份照。赵氏兄妹努力推出的各种新技术、新项目，使中国照相馆不仅在扬州独领风骚，而且在扬州地区也是鹤立鸡群，连淮阴、盐城等地的顾客，都会举家出动赶来扬州拍全家福。窄小的苏唱街容不下人头攒动的顾客。
当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时候，赵月秋预计和平安定的生活必能促进照相市场的进一步拓展，于是乘着抗战胜利的锣鼓鞭炮声，将中国照相馆(1945年9月)迁徙到扬州当年生意最繁华的多子街(现为甘泉路)，门面也鸟枪换炮了，共租赁了沿街三间与楼上两间，约120多平方米，雇用了20多人，其中仅学徒就有12人。碰巧的是，对面依然是一家大名鼎鼎的商业巨子——共和春饺面店。几年磨练，赵氏兄妹在用光上可谓炉火纯青，拍出的人像摄影无论是层次感，还是立体感，抑或空间感，都达到了一个新的艺术高峰，连上海滩上的同行都刮目相看，知道江苏有个水准很高的中国照相馆。
新中国建立后，中国照相馆在很长时间内继续维持着龙头老大地位。1951年，根据政府统一规划的商业布局，中国照相馆从多子街搬迁到国庆路上的“五洲大药房”旧址，离辕门桥更近了；1956年，政府对其实行了公私合营；1964年扬州地委决定，拆掉“五洲大药房”，在原址上新砌一座三层服务大楼，短短的28天，新楼就落成了，中国照相馆拥有楼面的一半，这座楼其实是扬州人民彻底摆脱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个标志性工程，她给市民带来的欣喜是可想而知的。
今年68岁的姜笃行自1956年起就进入中国照相馆工作，后来担任了25年的经理。他回忆道，“计划经济阶段，中国照相馆的业务始终供不应求，拍照的人必须排队，有时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轮上。我记得1959年国庆十周年的那几天，照相的人排了有几百公尺，从参府街弯进去，尾巴甩到绿杨大旅社。那个时候，只要有国家领导人来扬州，全喊我们去拍照，如刘少奇1957年住在大汪边招待所，就是我用长条转机拍摄了一张国家主席与扬州地区各级领导的合影。”
改革开放初期，中国照相馆依然创造过新辉煌，如1984年，投资40万元购买了江苏省第一台大型彩色片扩印机；1987年，在全国扩印大赛中夺得了江苏省唯一的一枚金牌。然而，随着个体私营照相业的崛起，照相机的普及，录相机的广泛应用，婚妙摄影的分流，这家辉煌了半个世纪的商业明星却明显风光不再，无情的市场大潮只把希望留在明天，而根本不承认昨天。中国照相馆今后的命运到底如何?恐怕每位在那儿留过倩影的市民都会密切关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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